恋爱关系或婚姻与职业的协调，对女人来说远比对男人不容易。

　　有时，情人或丈夫要求她放弃职业，她犹豫不决，就像柯莱特笔下的流浪女伶，她强烈期待身边有男性的热情，却又害怕婚姻的束缚；如果她做出让步，就重新成为附庸；如果她拒绝了，就只得忍受无情的孤独。

　　今日，男人一般同意妻子保留她的职业；柯莱特·伊维的小说描写年轻女人被逼到牺牲职业，以便维持家庭的安宁，是有点过时了；两个自由存在的共同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丰富，每个人在配偶的工作中找到的是对自己独立的保证；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奴役原本是他的奴役的代价。

　　如果男人确实是真诚的，情侣和夫妇便达到宽宏大量，不斤斤计较，完全平等。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妻子为家庭的和谐付出代价。

　　对男人来说，由她持家、单独照料和教育孩子是理所当然的。女人也认为，结了婚，她要承担他的个人生活同样要求她的事务，她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得不到讨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会有的好处：她希望自己是个高雅的女人、出色的家庭主妇、忠心耿耿的母亲，就像传统对妻子的要求。这是一项很容易变得繁重的任务。她既出于对伴侣的尊重，又出于对自身的忠诚，承担起这项任务，因为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她坚持丝毫不违背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

　　对丈夫来说，她是一个分身，同时她又是自己；她要承担他的忧虑，她要参与他的成功，如同她要关注她自己的命运，有时甚至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她在尊敬男性优越地位的环境中长大，可能仍然尊重由男人占据首位；有时她也害怕提出要求会毁掉她的家庭；她在期望自我肯定和自我消失之间摇摆，心碎欲裂。

　　然而，女人从她的低下地位也能得到一种好处：既然她从一开始就不像男人那样有那么多的机会，她便不会先验地感到对他有罪；要补偿社会不公的不是她，她没有被要求这样做。

　　好心的男人应该“照顾”女人，因为他比她们幸运；他会让自己受顾忌和怜悯的束缚，他有可能成为女人的猎物，由于女人没有武装，她们“难以摆脱”，“无法满足”。获得男性一样独立的女人，有很大特权在性生活上与独立的、主动性的个体打交道，他们一般不会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寄生的角色，不会以弱点和迫切需要去束缚她。

　　只不过，善于同性伙伴创造自由关系的女人，实际上很少；她们给自己铸造了锁链，他却并不想以这些锁链去束缚她们，她们对他采取恋爱的女人的态度。少女在二十年的等待、梦想、希望中，抱着遇到解放和拯救她的英雄出现的神话，在工作中获得的独立，不足以消除光荣退让的愿望。

　　她必须完全像男孩子那样长大，才能轻易地克服青少年时代的自恋，她在成年人的生活中继续整个青少年时代所倾向的自我崇拜；她把自己职业上的成功，变成丰富自己形象的价值；她需要来自上天的目光显示和神化她的价值。即使她对平日衡量的男人很严厉，她仍然敬重男人，如果她遇到男人，就准备拜倒在他脚下。由一个神来辩护，比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辩护更为容易；世界鼓励她相信有可能得到给予的拯救，她选择这样相信。

　　有时，她完全放弃自己的自主，她只是一个恋爱的女人；她往往想调和；但盲目崇拜的爱情和退让的爱情是毁灭性的，它占据一切思想、每一时刻，它是纠缠不休的、专横的。

　　在职业遇到挫折的情况下，女人激动地在爱情中寻找避难的地方，她的失败表现为争吵和提出要求，情人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心灵的痛苦远远没有加倍激发她的职业热情，一般说来，相反，她恼怒这种阻止她走上伟大爱情的康庄大道的生活方式。

　　要让女人能够以男人的方式去恋爱，就是说，不质疑她的存在本身，而要自由地去爱，就必须让她自认为是与他平等的人，让她具体地成为这样的人，必须让她带着同样的决心投入到她的事业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还不常见。

　　独立的女人今日在对职业的兴趣和对性生活的操心之间抉择，她很难找到平衡，如果她要实现平衡，代价是做出让步、牺牲、使出杂技的功夫，这就要求她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

　　应当从这里，而远非从生理依据中寻找常常在女人身上观察到的神经质和脆弱的原因。很难确定女人的身体构造在什么程度上在她身上表现为不利条件。例如，人们时常寻思，月经产生什么障碍。通过活动或行动成名的女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她们的成功是否正应该归因于每月不适的程度很轻？人们可以思索，是否正好相反，选择主动的、有雄心的生活给予她们这种天赋，因为女人对她的不适的关注加剧了这种不适；女运动员、行动的女人，不像其他女人那么感到痛苦，因为她们不介意自己的痛苦。

　　当然，也有机体上的原因，我见过有些体格强壮的女人每个月要在床上躺上二十四小时，忍受无情的折磨，但她们的事业从未因此而受到阻碍。我深信，落在女人身上的大部分不适和病痛，都有精神原因，妇科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正由于我所说的精神紧张，由于女人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其中挣扎的矛盾，她们一直疲乏不堪，用尽她们的力气；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病痛是想象出来的，病痛就像其反映的处境，是真实的，强烈的。但处境不取决于身体，是身体取决于处境。因此，当工作的女人在社会上拥有她该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损害她的工作；相反，工作会大大有助于她的生理平衡，不让她只是一味关注身体。

　　当我们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由此出发要预料她的未来时，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总体的事实。

　　女人正是在这痛苦的处境中投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仍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客观形势对她依然是不利的。一个新来者想在敌对的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的社会中开辟道路，总是很困难的。

　　理查德·赖特在《黑孩子》中指出，一个美国年轻黑人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他要坚持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也遇到—在自身和外界—与女人遇到的相同的困难。

　　女人首先在成长时期便处于低下的地位，我在谈及少女时已经指出过了，但必须回过头来更准确地再谈一谈。女人在读书时，在她的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初期，很少果断地碰运气，许多人随后由于起点糟糕而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正是在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我谈到的冲突会达到紧张的极限，这是决定职业生涯的未来的时刻。

　　不论女人生活在父母家里，还是结了婚，她周围的人很少会像尊重一个男人的努力那样尊重她的努力；人们会强制她侍候别人和做苦活，侵犯她的自由；她仍然深受教育的影响，尊重她的女性长辈确认的价值，受到她童年和青少年的梦想的缠扰；她很难调和她过去的遗产与未来的利益。

　　有时她拒绝她的女性身份，在贞洁、同性恋或者泼妇的挑衅态度之间迟疑不决，她穿得很糟，或者女扮男装，她在挑战、做戏、愤怒中失去许多时间和力量。

　　相反，她往往更想确定女性身份，她爱俏，她出门，她调情，她恋爱，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如何，她扪心自问，激动，精力分散。她仅仅由于受到外界事务的纠缠，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因此，她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多，更准备放弃。

　　对力求自足的女人来说，极其令人沮丧的是，存在和她属于同样社会范畴的另一些女人，她们最初有着同样的处境，与她一样的机会，现在却过着寄生生活；男人可能对特权者感到愤恨，但他同他的阶级利益一致；在整体上，起步时机会均等的男人几乎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样条件的女人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已婚的或者舒适地受人供养的女友，对只得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艰难的道路，每当遇到一个障碍，她便寻思，是否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

　　有个没有财产的小个子女大学生愤慨地对我说：“没想到我必须用我的头脑去获得一切！”男人服从不可推却的必要性，女人则应该不断更新她的决定；她往前时并不笔直对准面前的目标，而是让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视；因此，她的举止是胆小的，犹豫不决的。尤其她觉得—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她越往前走，就越是放弃其他机会；她成为女学者、有头脑的女人，一般不讨男人喜欢；或者她由于过分瞩目的成功，会使她的丈夫、情人感到屈辱。她不仅愈加致力于显得优雅、轻浮，而且遏止自己的冲动。

　　希望有朝一日摆脱自身的忧虑，和在承受这种忧虑的同时，要放弃这种希望的担心，两者合在一起，阻止她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学习和职业。

　　只要女人还想做女人，她的独立地位就会在她身上引起自卑情结；反过来，她的女性特点使她怀疑自己的职业机会。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对平淡的成功很容易凑合过去，她不敢定高标准。她只受到肤浅的培训就开始工作，很快就限制她的抱负。在她看来，自食其力往往是相当大的优点；她本来可以像其他许多女人那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男人；为了继续保持独立，她需要做出令她自豪却也使她精疲力竭的努力。

　　一旦她选择做某件事时，她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她想：“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有个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说：“如果我是男人，我会感到不得不位居前列，但我是在法国占据这样岗位的唯一一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这种谦虚中有着谨慎。

　　女人担心，想走得更远会自毁前程。必须说，她因不被信任而束手束脚是有道理的。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待在一个女人手下。她的男上级，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总是对她有点优越感；身为女人，如果不是一种缺憾，至少也是特殊的。女人必须不断争取起先没有给予她的信任。

　　开始，她是可怀疑的，她必须做出表现。如果她有价值，她要表现出来，人们是这样断定的。但价值不是一种既定的本质，这是幸运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感到不利的偏见压在自己身上，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克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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